我与萧山围垦的故事——程绪川

萧山围垦起始于建国之初,大规模围垦则是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。全县62个乡镇及县级机关的干部群众先后进行了会战式围垦20多期，每期出动万余人、数万人，最多的有10万余人。声势之大，范围之广，为世界围垦史所罕见。直到90年代初大型机械用于围垦，才结束了完全依靠人工围垦的局面。我亲眼见证了萧山人民搏浪击潮，筑起延绵百公里的拦海大堤，锁住汹涌的钱江怒潮，浪口夺田50多万亩的伟大壮举。我看到了围垦从滩涂变良田、变渔场、变牧场，成为现代农业的基地，我也看到围垦建起一座座工厂，发展成萧山工业基地、科技园区，为萧山创造了巨大财富。这是萧山人民的光荣和骄傲。

我1961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，是分配到萧山农业局的第一批大学生之一。组织上安排我到棉麻股从事农技推广工作。我庆幸能参与萧山围垦这一伟大壮举。

参加围垦的点滴趣事

我参加过三期萧山围垦的战斗。

第一次是1970年11月潮汛来临之前，以县级机关干部单独编队，参加10万亩军民联围。记得我们自带棉被等生活用品，女同志们一起住在草舍里。领队是位军转干部赵大姐。这一个星期有点半军事化生活，早饭后排队步行近一小时到达人山人海的工地。按照指挥领取锄头、扁担、畚箕等工具，在分工地段挖的挖、挑的挑。大家力气不大，但干劲不小，开始穿鞋劳动，后来赤脚干活，过段时间交换工种，进度慢了男同志来支援。一天下来后不顾疲劳，忙着洗净晾干畚箕，为第二天劳动做好准备。两期军民联围的近10万亩土地，后来建成了农一场、农二场以及部队农场。

第二次是1976年我以蹲点干部身份，与农民群众一起参加了顺坝联围。记忆中最有趣的事是安排参围农民工的住处。由于我对就近的红垦农场比较熟悉，就陪同联系。场部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把男同志安排在农场大会堂的主席台上。妇女们没合适的地方可安排，没想到，他竟然想到了在大会堂附近的女厕所，并说:“这厕所平时用的人不多，打扫干净给你们睡睡够大了。”我和许多女同志去看了。啊！厕所虽然是水泥建的，但没有冲洗设备，粪便积了许多，苍蝇嗡嗡，蜘蛛网结满，无论怎么打扫也不能当寝室呀！看到场部有难处，我们商量选择了与男同志一起睡在大会堂的台上，中间拉根绳索挂上床单。这个“解放思想”的建议得到了一致赞同和实施，男女同住热热闹闹成了这次围垦的一段趣闻！

第三次是1977年参与建设自西向东通往围垦的大寨河（现名北塘河）引水工程。河面宽30-35公尺，长度36.2公里。那时我正下派在工作队，印象最深的是分段负责，时间紧、要求高。每天起早落夜，挖泥的装得快而满，挑担的上下换肩，丝毫不能偷懒。我与强壮的男劳动力一起干，不使尽全力就会影响大局。高音喇叭宣传鼓动，大家最关心的是进度快慢，你追我赶，团结战斗，争取尽早打通包干地段交界处的小堤坝。技术人员认真检查验收，深度、坡度不达标的必须返工。最盼望的是后勤送饭菜、茶水了，那时的粗茶淡饭特别可口。我的饭量惊人，自己都不相信。吃饱喝足，干劲又来了。这次掘湾任务打了胜仗，我们提前半天完成任务。

为围垦棉麻生产服务

边围边垦、尽快发挥滩涂作用是萧山围垦的一大特色。初期一般是种耐盐碱的先锋作物，引水洗淡后种植耐旱的棉花、络麻，实行稻麻、稻棉水旱轮作。萧山是全省棉麻重点产区，常年种植面积近30万亩，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分布在钱塘江围垦滩涂。

夏收夏种大忙季节，也是棉麻生产的关键时期。“千军万马战双夏，专业班子抓棉麻”。每年此时我们农业局的棉麻技术干部，头戴草帽身背水壶骑自行车到围垦，由西至东行程100多公里，检查围垦这连片种植但因尚未移民而疏于管理的棉麻地。我们一路骑行，一路调查棉麻苗情长势、观察病虫情况。发现问题及时报告，为垦区乡、村的分管领导、农技部门当好参谋，必要时分片召开现场会，把技术管理措施以最快速度落实下去。每年这八、九天长途跋涉的“旅行”，累并快乐着。我们有劲时谈笑风生，疲劳时在麻蓬下乘凉，运气好经过西瓜地，买个西瓜一路解渴。白天奔驰在绿色田野上，夜晚住在公社围垦指挥部事先安排好的房间里。在人工开挖的大湾内洗澡，舒服极了。晚饭后聊聊天，整理整理白天调查的数据，早早就睡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第二天又精神抖擞，迎着初升的太阳继续向东部围垦前进。

围垦棉麻一家一户分散种植，管理不便产量低，每户只种三五埭地，发生过不少笑话：有些农户从内地赶往围垦施肥、隔久了再来施肥管理，却发现前次的肥料错施到别人的承包地上了。为此我们棉麻农技人员深入生产实际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开展专题调研，为领导当好参谋。各级政府统一思想认识，加强领导，注重优化布局、强化服务、政策鼓励，调动了群众积极性，逐步形成围垦棉麻集中连片、适度规模经营的新格局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。

利用世界银行贷款，发展围垦渔业生产

萧山围垦河流纵横，排灌畅通，水资源丰富，十分有利于发展渔业生产。七十年代初萧山县围垦指挥部建立萧围渔场，益农垦区建立益农精养渔场，省、市、县各级政府为解决“吃鱼难”问题，拉开了有目的、有计划地大面积开发围垦水产养殖的序幕。

1984年2月，我被提拔为农业局副局长。具体分管棉麻、畜牧、水产、渔政、农村能源等工作，兼世界银行水产项目萧山项目办主任。在垦区八十年代初大规模连片集中建设商品鱼基地的基础上，1987年萧山首次利用世界银行水产项目贷款240万美元，贷款时间20年，计划在1986年11月新围的5.2万亩海涂上，建设万亩水产养殖基地。由于时间紧、要求高、汇率风险大，县政府牵头，由计委、农业、财税、审计、信用联社等部门组成水产项目领导小组，统一思想，分工协作。我们农业局与区、乡镇配合，严格掌握集体开发、规模经营、图纸审核、按图施工、综合配套，提高效益等关键工作。充分调动水产科技人员积极性，实施池塘和外荡“丰收”、“星火”计划。对广大渔民实行电化教育，提高培训效果。管好用活世行贷款，与财税局一起理顺了贷款发放归还的管理制度，建立市、区分级负责的网络。当年我与农委、项目办、水产科等同志一起几乎走遍了5.2万亩垦区4个区36个乡镇的项目点，一次次踏勘、一次次检查，确保世界银行贷款水产项目顺利开展。

世界银行水产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围垦水产健康、快速发展。萧山围垦水产养殖面积、产量和产值均占全区75%以上，南美白对虾、中华鳖、黑鱼等名特优品种增加，规模基地、设施养殖、良种生产、水产加工均衡发展，使渔业成为全区农业主导产业之一。

萧山围垦给我们后人创造了珍贵的土地资源和物质财富；萧山围垦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这就是奔竞不息，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。

（本文荣获“畅谈围垦故事，弘扬萧山精神”征文活动一等奖）